一〇五、新蒲新柳三年大（1/ 2）

见敦煌遗书已经全部到手，孙元起心中大石头顿时落地，这一晚，饭也香甜；这一夜，梦也香甜。

第二日晨起，便让老赵找些人手，把屋里的箱子运到佟文楼中。只碍着这些文物是以钦差大臣名义取来的，不说学生们难以觏面了，便是普通老师也是不知道的。

当然，图书馆里多了这些宝贝，如何瞒得住王国维这个当家人？等他打开箱子，看到里面一卷卷尽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卷，眼睛都直了，盯着纸面再也挪不开，心跳似乎都有骤止的倾向。以后的数年时间里，只要不外出，每天他都躲在佟文楼里，整理研究这一历史瑰宝。这也造就了他后来“国学大师”的莫大美名。

作为国学小白，孙元起感觉把敦煌遗书送进图书馆的那一刻，自己的重任就已经完成，剩下工作自然有王国维、罗振玉这些学者来做。而且他外出两三个月，手头事情积累了一大堆，而最先要处理的，就是经世大学第一届学生的毕业事宜。

在四年前，经世大学招收了第一批三十余名大学生，当时只有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四个系。一转眼，四年时间过去，这些学生也到了毕业的时候。

按照计划，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应该在六月底、七月初举行，不过那时候孙元起还带着一票人在大西北晃悠，张元济、罗振玉等校领导都是科举出身，对于理工恍若隔山，自然无法主持答辩。由其他理工教室，比如爱因斯坦、米列娃、德里克等人主持，似乎又不够正式、不够隆重，学生们也不着急，只说等孙校长回来。

现在孙元起既然回来了，自然事情就不能再拖延。

作为自封的经世大学学位委员会主席，孙元起认真参加每一位学生的论文答辩。经世大学的论文答辩，可不像后世高教大跃进时候那种走走过场，而是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要把自己的观点讲透彻，还需要解答老师和同学的问询。

好在学生们都准备得非常扎实充分，写出的论文多多少少有一点创见，而那些毕业设计也充分发挥了国人的聪明才智，比如李国秉的电子雨刷，就可以用在将来的汽车上。

在答辩的间隙，孙元起主动向这些学子询问他们毕业后的打算。除了少数几个像潘咸那样铁定心肠，准备留校攻读研究生的，更多人是一种迷茫。是的，迷茫

这个年代能来经世大学读这四个专业的学生，几乎对科学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好。在学校里面，他们学习知识、讨论学术，意气风发，无忧无虑。等他们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才发现现实只有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做官经商等刻板的生活，丝毫寻不到做学术的环境。

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迷茫

突然发现自己四年所学毫无用处，所以他们迷茫

治学的抱负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退让，所以他们迷茫

在这个年代，社会上需要官吏、幕僚、商人，也需要农民、苦力、新兵，就是不需要一个懂太多科学、专心钻研学术的人，所以他们迷茫

考虑良久，孙元起向他们提出三个方案，希望这群学生能在其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第一，如果有志于出国深造，学校负责向外国名校推荐，并全额资助学习生活费，要求只有一个：学成回国之后，要在经世大学工作一定年限。

第二，如果想深造又不想出国，经世大学研究院欢迎大家来就读，也会有相应的补助。

第三，如果想工作，目前经世大学大、中、小学都缺乏教师，可以留校任教，保证薪水从厚；如果不想留在京城，学校也可以负责联系其他各地的学校。

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一半左右的学生选择了工作、任教，还有近半数的选择在经世大学研究院继续读书，只有少数几个人选择出国，比如周宗武就想去加大伯克利分校随着马丁教授继续研究放射性衰变。

上午三场、下午三场、晚上两场，在一个星期内终于完成学生的论文答辩。随后就是毕业典礼。

1905年8月7日，农历七夕，经世大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在成蹊馆的讲堂举行。孙元起、张元济、罗振玉、爱因斯坦等老师穿着导师服坐在台上，台下除了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生，还有其他在校的大、中、小学生。

或许会有人问：在清朝末年，世界上有导师服、学位服之类的东西么？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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